在改革开放至今的30多年中，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复苏发展期”、“曲折发展期”、“稳定发展期”以及从2013年本届政府开始的“增速发展期”。此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已经过去的2013和2014两年，社会组织年度新增量分别是4.8万个和5.3万个，几乎都是2002年以来10年间年度均增2.6万个的倍数，这也印证了我国社会组织已经进入“增速发展期”的判断。

 

 

    社会组织作为与政府公共组织和市场企业组织鼎足而立的第三部门，具有通过“以志愿求公益”来弥补政府缺陷和市场不足的一般功能，这已经为国内外非营利组织发展史证明。除此而外，走入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的中国社会组织，还要承担特殊的时代使命，他们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角色，是市场经济改革深化的延伸地带，是国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增长点，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合作者，是通往社会和谐秩序的重要机制。

 

    1.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角色。“治理”是十八届三次会议提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核心理念。治理的着力点是激发社会的活力，出发点是促进社会参与，落脚点是改善和保障民生。构建国家和社会治理格局，需要构建多角色参与平台和平等协商的关系机制，以实现社会事务共治。《决定》为此做了五方面安排：其一是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其二是激发社会组织生机。其三是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其四是创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其五是健全公共安全机制。在从一般的管理与服务参与到高端的重大事项参与中，社会组织需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努力担当治理现代化中的责任。尤其是《决定》提出，“国家与社会治理需要为社会全程参与重大决策创造条件，并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内容全面的协商民主体制，拓展包括社会组织、基层组织在内的各类主体参与民主协商的渠道。”在中央首次明确了社会组织民主参与主体身份的情况下，如何积极、恰当、有效参与就是社会组织面临的考验。国家重大决策是社会治理的高端形态，协商民主是政治参与的关键环节，其挑战都比一般公共服务大得多。需要通过普遍的社会组织形式，自觉的公民意识，和必要的参与能力，来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组织方式保证治理发展的有序，公民意识保证治理的方向，参与能力保证治理的质量。就此而言，社会组织是三者兼得的不二选择。社会组织的特性是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他们以自愿组织、自主事务、自我管理、自我负责、自我发展的方式来提供公益服务和组织互益活动，其实践本身就是一个良好的组织治理机制，非常有利于形成独立负责、互助合作、民主协商、律己守则、奉献他人的集体意识和公共精神。国家治理需要有既有奉献国家社会的义务、又有个人自由权利合法追求、还有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积极热情与能力的合格公民，而这些方面的历练，社会组织的实践可说是一个可靠的平台，对于启迪公民意识、增进社会能力、改善社会生态，使社会自发自治的活力得以显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

 

    2.是市场经济改革深化的延伸地带。执政党十八大报告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发展作为新阶段的总体布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向，到十八届三次全会以后的系统性改革，是一脉相承的过程。前者是后者的基点，后者是前者的深化。在这一系统性改革中，社会改革是衔接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一条纽带。一方面，经济改革带来的自由空间为进一步社会改革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经济改革过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又亟待通过推进社会改革来得以解决。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明确了市场的地位和方向，十八届三次全会更鲜明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不仅仅是对经济规律的尊重，更是对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认知。市场的本质是多元平衡的互惠机制，开放、自愿是市场的资源配置特点，它不仅适用于商品交易，同样体现在社会服务、公益资源的配置中。顺应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社会改革，就是既要通过简政放权和社会参与来突破社会建设中的政府单一主体和垄断机制，也要通过多元的社会组织发展，来实现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社会选择，从而降低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配置中的成本，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效率。这意味着，社会组织发展是市场经济改革深化的延伸平台。

 

    3.是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增长点。社会组织具有与公共部门和市场企业组织不同的特点，它跨越多种部门和不同所有制形式，汇聚各类优秀人才，联系各种组织和社会群体，拥有技术、信息、项目、人脉等多方面资源，在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卫生保健、扶贫开发、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社会福利、行业管理、社区建设、农村经济等诸多领域具有很强的能量储备，其经济优势日益明显。迄今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层次不同、覆盖广泛、遍布全国城乡，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社会组织体系。从宏观总量看，社会组织整体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已有研究证明 ：首先是它直接创造GDP。社会组织已经成为一个日益强大的第三产业经济部门，它所提供的社会服务等产品价值构成了社会经济总量的一部分；其次是它能够带动投资，促进消费。社会组织的慈善和公益精神及其广泛的服务支出活动， 带动个人、家庭、企业、政府等其他经济主体相应的投资和消费，产生支出的乘数效应；社会组织对弱势群体实施教育、医疗以及基本生活方面等援助，会引起此类服务产品价格的相对下降，以及受益群体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从而提高他们对此类产品的消费。Anheier Helmut K. & Rudney Gabriel的研究揭示,美国NGO每向最终消费者提供1美元的服务，会带来商业领域额外83美分的间接支出,即乘数效应为1.83，而德国NGO支出的乘数效应是1.43； 其三是创造社会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社会组织不仅培育社会资本，还可以创造社会资本，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从理论上讲，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表现在：信任、社会规范和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这有利于克服非对称信息对经济活动的约束，减少道德风险和搭便车行为，降低交易费用，使交易双方更容易达成协议，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其四是促进就业。社会组织的经济活动涉及到几十个领域，其中大多属于服务行业，大量依靠劳动力，而且服务业内部也在不断分化，形成各类新兴服务行业，从而给劳动者提供广泛的不断增加的就业空间。 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正在孕育出一个成熟的社会部门，对于丰富产业形态和社会形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都会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4.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合作者。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是现代治理体系中互为关联的要素。其中，政府治理改革的关键是政府的职能转变和转移，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已经列出了政府改革的时间表，在审批制度改革、“简政放权”的思路中，公共服务职能“谁来承接”问题越来越突出。没有活跃的社会组织、发达的社会部门、健全的社会治理，政府职能就难以真正转变，机构改革也会名存实亡。社会组织是公共服务的基本提供者，是政府购买的直接承接者，社会组织发育和政府职能改革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联动改革，才能双向受益。多年来“全能政府”的实践导致了管理危机、服务危机、财政危机和公信力危机，种种弊端证明，政府的职能和能力都是有限的，社会事务的责任主体是多元化的，政府和社会按照“剩余原则” 各担责任、分工合作、共同治理是处理好国家公共事务的客观规律。既然政府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不能提供所有的服务,就必须依靠社会的其他领域，贡献各自的力量,使政府逐步从“越位”“错位”的尴尬中解脱出来。显然，各类社会组织将是政府移交职能的合适承接者之一。与政府相比，社会组织没有官僚色彩，与社会大众距离更近，服务方式更为灵活，创新自由度更高，投入产出比更好。社会组织加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可以减轻政府的压力，缓解政府遭遇的矛盾，实现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提高政府的战略管理和制度供给水平，改善政府的形象，有利于破解政府职能转变的难题。

 

    5.是通往现代社会秩序的重要机制。社会组织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也是引起争议的焦点。社会组织是稳固秩序的基石，还是对秩序威胁的来源，这两个判断中截然相对的张力，主要在于不同的社会“秩序”观。如何正确认知这一问题，则必须理解现代社会的秩序的逻辑。现代社会秩序是开放动态的秩序，是在多元差异中的平衡，而不是整齐划一的秩序。企业的自主行为是对计划经济的巨大挑战和威胁，却是市场体制赖以生存的健康要素；类似地，社会的自组织治理是对管制社会的秩序威胁，而是法治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系之秩序基石。有研究结论认为，“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在国家专制力较强、社会组织力量较弱时，人民为了维护自身权益而采取的集体行动，通常会采取破坏性比较大的形式；而在社会组织力量较强时，人民对权益的集体化诉求往往纳入组织化的轨道，体现为有组织、有限度的社会运动，采取的是破坏性较小的形式。因此，一个国家将社会集体行动纳入体制化轨道的能力很强，国家内发生极端事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对于社会组织的发展，必须根据规律形成科学理性认识。首先理解现代社会、尤其是信息时代秩序的开放性、多元性、自治性特点，才能做出适应时代步伐的政策判断。社会组织对于现代社会秩序的意义在于：通过组织化促进理性表达，通过自发机制及时反应诉求，通过多方对话搭建协商平台，通过参与机制达成矛盾调解，通过自治机制进行危机预警，建立与社会组织规律相容的法治自治现代社会秩序。

 

 

    进入十三五以后，我国社会组织需要有与使命担当相匹配的发展规模。为此既需要确立正确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也需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发展原则，以保证我国社会组织发展既有健康又有速度。

 

    1.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方向。根据十八大以来的决议和政策精神，具体说在“十三五”时期社会组织发展的战略方向是：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提升社会组织能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社会组织发挥作用。

 

    第一，立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来发展社会组织。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一方面，生产力不断提升，整个社会的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社会参与与国家治理能力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在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之时，社会组织作为提供服务、扩大参与、推动协商民主、反映诉求、化解矛盾、规范行为、促进和谐的重要载体，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是社会管理体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和社会管理机制的有机统一体。现代国家治理强调在法治框架内，党组织、政府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通过协同作用，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的良性发展。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完善有利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有利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

 

    第二，立足于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来发展社会组织。“现代”社会组织是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条件下的重要社会形态。执政者要顺应新时代的变化，要摆脱旧传统的束缚，重视并参考当下的国际经验，实现国家社会组织体制建设的现代性。“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是有机统一的整体。政社分开是基础，权责明确是条件，依法自治是保障。“政社分开”是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特征。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党委部门，都要按照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切实按照“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要求找准定位，为社会组织发展创造条件。

 

    第三，立足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来发展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在经济和就业、政府职能分担、社会服务贡献、和谐社会建设和国家交往等方面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领域和范围进行了全新的界定。包括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等内容。对于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为了克服阻碍社会组织发展的各类人为和主观因素，应务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遵循社会组织发展的客观规律前提下，立足于为社会组织创造良好环境，避免亲力亲为和揠苗助长；务必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社会参与、提升公共治理能力为落脚点；务必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实践探索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制度改革和政策创新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务必要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发挥中央和地方、政府与社会多方面积极性，形成各方共同推进合力，坚决破除阻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努力开拓社会组织健康、有序、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2.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原则。这里的原则，是指改革者和引领者保障社会组织健康繁荣所取创新与改革举措的基本底线和框架约束。

 

    第一，坚持深化改革，政社分开。首先是职责分开，将政府管不了、管不好、管不到、不该管的事情坚决地剥离出来，做到政府不惜权，不挑选，不截留，使社会组织和市场企业有机会承担应有职能；其次是对行业协会和商会类组织进行“政会脱钩”改革，彻底消除公共权力对它的不当影响；再次是身份剥离，将各种类型官办社会组织纳入改革规划，分类推进所有官办社会组织去行政化，普遍实现各类社会组织的政社分开。